楊浴癒心生活坊

現代護理專業的鼻祖和創始人，中外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偉大女性，是英國的驕傲，近代護理學的奠基人－弗羅倫斯‧南丁格爾。她的誓言被西方醫學界視為「現代版希波克拉底誓言」。

余 謹 以 至 誠， 於 上 帝 及 會 眾 前 宣 誓，

終 身 純 潔，忠 貞 職 守，

盡 力 提 高 護 理 專 業 標 準， 勿 為 有 損 之 事，

風箏飛走了－自殺事件發生後助人者的失落與悲傷

美國自殺學協會創辦人Edwin Shneidman曾說：「我相信自殺的人把他心理的骨骸，存放在生者情感的衣櫥中。他讓生者帶著種種負向的情緒，並深深為他們是否導致自殺或未能『預防』自殺而困擾，這是一個沈重的包袱。」當機構發生自殺相關議題時，處理起來是相當棘手的事。因為大部分的教師、醫護、心理、社工等專業照護人員，少有機會學習如何因應自己的各種反應，更遑論去協助與處理自殺之後所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。

自殺者就像風箏，助人者猶如大風中牽引著風箏的人，轉眼離散時，常留下的是依然拉著長線一臉茫然錯愕的助人者者，長線牽繫的不再是希望，而是無盡的思念與不捨，甚至懊悔與傷悲。Rando將突發、暴力、可預防的死亡情境定義為創傷性死亡。「創傷性的死亡」等同複雜性悲傷的高危險因素，亦即無法「正常」的悲傷。其中生者對於死亡「可預防性」的看法強烈影響悲傷反應。如果個人認為死亡是可以預防的，會增加悲傷的時間與強(Rando, 1993, , 1995; Stillion, 1996/2002)。自殺常被認為是可以預防的死亡，這樣的死亡不該發生，這不是不可避免的，這樣的想法驅使生者耗費許多時間與精力搜尋死亡的因果關係。當死亡的原因是自殺時，許多悲傷情緒轉換的階段會被打散、上下翻覆，是一種複雜的悲傷經驗。

Edwin Shneidman開始以「自殺者遺族（Survivors of Suicide; SoS）」的名稱，來稱呼因自殺死亡事件而遭受痛苦的人，用以強調這些人們本身也是自殺事件的受害者（victims），並且強調自殺事件的受害者不僅是自殺者的親友，還包含了教師、學生、同事、治療者等。由此看來，當案主自殺死亡後，治療者也是「自殺者遺族」之一。特別是從事「自殺防治」的第一線工作者，因為相信或者被期待自殺是「可預防」的死亡。此外，自殺事件發生後治療者常受到指責。據美國精神醫學會統計，若因病患自殺而死亡，則有半數其家屬會提出告訴(Kaplan, 1994; 吳建昌, 2000)，這表示病患自殺死亡後有半數的治療者將遭受到家屬的責難。這還不包含來自機構、主管、同仁之間的責備或探詢。由此可見，案主自殺死亡對治療者而言是種重大的壓力事件。

案主自殺後助人者的反應

「很多人以為事情如果發生在自己身上，一定可以堅強面對，然而人其實沒那麼堅強，給自己一點時間來面對，因為故事不會因而終止。」一位好友被訪問的時候說出了這段話。驚訝於他這樣的說法……。

還記得多年前在車上，我們曾有過的對話像是這樣的...

他：「妳最近怎樣？.」

一位哈佛心理學博士，任教於霍普金斯大學，是性學研究中舉足輕重的人物，他從研究成人變性的案例中得出性別取向乃後天所決定，與先天性別無關的推論，因此主張出生時嬰兒性器官發育有缺陷的男嬰，可以經由變性手術以女孩養大。

這項理論雖然爭論性甚大，但在醫學界卻主導了三十多年，只因為曼尼博士的聲望及他對研究的報導。一九七二年，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主任曼尼博士(John Money)公佈了一個「自然實驗」的結果，支持米德的理論，明確地指出「性別在出生時是沒有差別的，而是因為成長過程中不同的經驗，才逐漸區分成男性或女性」。

這個案例在七○、八○年代一直是性別後天論的重要證據。直到九○年代學術界才注意到「其中有詐」，最後由記者科拉品托做了完整的報導，就是《性別天生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