風箏飛走了－自殺事件發生後助人者的失落與悲傷
美國自殺學協會創辦人Edwin Shneidman曾說：「我相信自殺的人把他心理的骨骸，存放在生者情感的衣櫥中。他讓生者帶著種種負向的情緒，並深深為他們是否導致自殺或未能『預防』自殺而困擾，這是一個沈重的包袱。」當機構發生自殺相關議題時，處理起來是相當棘手的事。因為大部分的教師、醫護、心理、社工等專業照護人員，少有機會學習如何因應自己的各種反應，更遑論去協助與處理自殺之後所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。
自殺者就像風箏，助人者猶如大風中牽引著風箏的人，轉眼離散時，常留下的是依然拉著長線一臉茫然錯愕的助人者者，長線牽繫的不再是希望，而是無盡的思念與不捨，甚至懊悔與傷悲。Rando將突發、暴力、可預防的死亡情境定義為創傷性死亡。「創傷性的死亡」等同複雜性悲傷的高危險因素，亦即無法「正常」的悲傷。其中生者對於死亡「可預防性」的看法強烈影響悲傷反應。如果個人認為死亡是可以預防的，會增加悲傷的時間與強(Rando, 1993, , 1995; Stillion, 1996/2002)。自殺常被認為是可以預防的死亡，這樣的死亡不該發生，這不是不可避免的，這樣的想法驅使生者耗費許多時間與精力搜尋死亡的因果關係。當死亡的原因是自殺時，許多悲傷情緒轉換的階段會被打散、上下翻覆，是一種複雜的悲傷經驗。
Edwin Shneidman開始以「自殺者遺族（Survivors of Suicide; SoS）」的名稱，來稱呼因自殺死亡事件而遭受痛苦的人，用以強調這些人們本身也是自殺事件的受害者（victims），並且強調自殺事件的受害者不僅是自殺者的親友，還包含了教師、學生、同事、治療者等。由此看來，當案主自殺死亡後，治療者也是「自殺者遺族」之一。特別是從事「自殺防治」的第一線工作者，因為相信或者被期待自殺是「可預防」的死亡。此外，自殺事件發生後治療者常受到指責。據美國精神醫學會統計，若因病患自殺而死亡，則有半數其家屬會提出告訴(Kaplan, 1994; 吳建昌, 2000)，這表示病患自殺死亡後有半數的治療者將遭受到家屬的責難。這還不包含來自機構、主管、同仁之間的責備或探詢。由此可見，案主自殺死亡對治療者而言是種重大的壓力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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